我生在大陆，只会说国语。直到出国前，我没有母语意识，也没有母国问题，一切都理所当然。可是一出去，就发现我从小讲的普通话，在不同区域的华人圈，上演不同的剧情，这些剧情，就是母语和母国的不断错位。

我先到旧金山，见了一堆从未见过的亲戚。几天内不能交流，他们生在那里，全说英文和台山话，可我只会说国语。到纽约后，我除了少数大陆朋友，此外的交际便是台湾人，理由很简单，就是彼此懂国语，说国语。

可我很快又发现“国语”的错位。80年代初很多台湾人会对大陆过去的人说，口头语是：“你们大陆”，“你们中共”，我们的口头语呢，是“你们台湾”。跟台湾朋友初次见面，我们会说“解放后”，他们立即纠正，说，那是“沦陷后”。我说“北京”如何，他们会说“No，对不起，陈先生，我们只说‘北平’，不说‘北京’”。明明说的是普通话，但是，不断错位。

这两天我开始受教育，新加坡一地的华人，讲的是普通话，写的是简体字，是共和国版本——据说贵国的李光耀会6种语言。他是位语言政治家。

据说，他启动了当时的华语运动，也据说，他持久抑制华语教育。他可能想在小国家、小族群，率先高效地西化。语言必定是第一步。所以在新加坡，马来语是母语；英语是实际上的“国语”；华语呢，成为辅助语言，对外，方便跟中国做生意，对内，可以成全族群认同、族群和谐。族群的母语不影响国家语言、官方语言，族群假使落后，暂时也不影响国家的现代化——李总理有他的算盘。

总之，全世界各国华侨，没有一国人像新加坡华人这样，能说双语。

母语，讲还是不讲？讲多少？讲到什么程度？永远牵扯到两个问题，一是自尊心，一是安全感。在语言问题上，我们非常容易受伤：对外容易受伤，对内也容易受伤。

大家一定听说太多华侨家庭，很多很多悲剧，来自家庭两代之间语言无法沟通。对外，你开个罚单，来张传票，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我亲眼在纽约海关口见过很多台山乡亲，大嫂、老太太、乡下小孩，站在官员面前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必须临时请人帮忙，才能过关，双方都困扰。

此外就是安全感。语言的安全感，推至极端，历史上许多国族要征服另一个国族，第一件事，灭你的语言。人杀不光，灭你的语言。

我热爱中文，但我不是国家主义者。语言问题，我的体会不是诉诸群体、诉诸国家、诉诸政治，而是诉诸我自己。在自己的手中，珍惜母语，提炼她，无论说话还是写作，把母语弄得更有意思。一个一个的个人，母语说得好，写得好，未必影响整体，但会是母语的光荣、母语的骄傲。

这里我要说到我的老师木心先生。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。他几乎一辈子没有名声。他毕生只有一件护身符，就是母语写作。

“文革”前，木心先生私下写了22本书。“文革”初，全部抄没了。“文革”中，他被关进监狱，就在狱中继续偷偷写作。那样的年代，狱中写作如果被发现，罪加三等。我亲眼见到那些手稿，密密麻麻，正反面写满。写完后，缝在棉裤内层，日后带出来。他为谁而写？不为谁写，更不可能发表，他为自己写。他写的不是政治论文，也不是政治抗议，而是诗、散文和随笔。他只为写作而写作。当他失去尊严，失去安全，几乎失去一切，他靠母语写作活下来，他说，他是“一个字、一个字把自己救出来”。

他对文字的态度是文学的，美学的，内心的，精神的，和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语言困境，不太一样，但他指向中文，指向汉语，指向我们所有人的母语。

他回国后，临死前，偷偷写道：“向世界出发，流亡，千山万水，天涯海角，一直流亡到祖国、故乡。”

这段话，是我见过对母国问题的最高见解，非常决绝，非常潇洒。他把母国、故乡、老家、祖宅，统统看成流亡之地，而陪他流亡的，是他的母语。在木心的个案中，母语的力量，大于母国，高于母国。

这不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，而是西方“人权高于主权”的思维，是尼采“艺术高于一切”的思维。自古以来，故乡、故国、故园，是中国古典诗人的终极乡愁，可是木心把故国、故园视为流亡之地。他用母语推开母国，他背离母国的乡愁，对母语表达敬意。